展子虔《游春图》

张伯驹于1946年底至1947年初之间，以黄金一百一十两的价格收藏了宋范仲淹《道服赞》，到1948年8月，又以黄金二百二十两价格收藏了隋展子虔《游春图》。这时国民党政权已经衰败到无可挽回的程度，通货膨胀如汹涌洪水，迅速冲垮经济堤坝，整个国家都陷入到“赤贫”之中，抗战胜利前夕刚刚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宋子文，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，于1947年3月黯然下台。大的经济形势如此，张伯驹自身也遇到“经济危机”。1941年6月5日，张伯驹在上海被绑架，直到1942年1月底才被以巨款赎出——张伯驹说是“四十万元中储券”，而参与营救他的朋友孙曜东则说是二百两黄金。此后，张伯驹又远走西安，开办面粉公司，亦以赔钱而宣告倒闭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伯驹何以仍然有力量拿出三百三十两黄金收购《道服赞》与《游春图》呢？张伯驹自己在回忆里解释说，收《道服赞》时已是“鬻物举债”，到收《游春图》则是售出北京西四弓弦胡同住宅。但是，弓弦胡同宅，先已于伯驹赴西安前后典出，此时不过是补上差价而已，应是仍不足以支付这一大笔开支。况且，彼时正是市民疯狂挤兑黄金的高潮，黄金的来源亦是个大问题。
据伯驹收购《游春图》的居间经手人马保山云，《游春图》交款时只交了足金一百三十两，其后补至一百七十两。这在当时仍然是天文数字。张伯驹的表弟李克非在《霁雪初融忆丛碧——兼记山水女画家潘素》文里透露一个细节，即：
伯驹当年罄囊借贷以重金收得稀世之宝隋代展子虔《游春图》时，盐业银行王君绍贤曾大力协助，早在文苑传为佳话。
众所周知，张伯驹一直任职于盐业银行，李克非的话是合乎情理的。张伯驹还曾说过，在他去西安时，王绍贤也曾借给过他钱。伯驹《盐业银行与我家》文称：
在沦陷区看来已无法生活，因而于1942年，由王绍贤借给我3000元，再度挈眷转入后方，先避居蜀陇间，后定居西安。
由此看，张伯驹在收购《道服赞》与《游春图》之际，王绍贤无疑是伯驹“举债”的对象之一。

一、初任中国银行北京行副理
王绍贤，名寿彭，字绍贤，后以字行，河北宁河芦台镇人，今属天津市。清光绪十五年己丑即1889年生，其早年经历不详，民国初期，先任职于北京德华银行，后进入中国银行总管理处。1921年9月，王绍贤由总管理处派至北京分行担任襄理，1922年6月升为副经理，1923年9月又兼天津分行副行长。王在天津分行的分工是，筹划京兆境内及京汉线内各属行推行本券事宜，并考察京汉线内各属调拨事务。1925年4月1日中行北京分行改为支行，王担任支行经理兼天津分行副行长，同年秋辞职，转到盐业银行任职。其在中行时期，一直使用王寿彭之名，到盐行后则多用王绍贤的名字了。
王绍贤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任襄理时期，他的上司就是梅兰芳的重要幕僚吴荣鬯，即吴震修，吴担任副经理。1921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生挤兑风潮，王绍贤曾辅佐吴共度难关。吴震修在《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》（第一辑）里回忆：
民国十年（1921）中、交两行突然发生挤兑风潮的原因，有人说，是由于某派某政客所指使；有人说，是日本在太平洋会议时期有意造谣，破坏中国金融；也有人说，是因为总税务司安格联命令各海关不再收受中、交钞票。我认为这些说法，都是报纸上外间推测之词，不尽可信。这次风潮发生时，我适在中国京行任副理，经理是常朗斋（耀奎）。常在民国初年做过县知事，和京师警察厅长吴镜潭（士湘）很有交情，在军警界中兜得转，但不过问内部业务。这时中行头寸很紧，库存现金几等于零，全靠我和襄理王绍贤（寿彭）等临时向联行和北京银钱同业张罗应付，每天勉强度过难关，情形早已不妙。就在这年11月16日那天傍晚应付票据很多，一时头寸轧缺，竟无法弥补。这一消息传到市面上，立即引起风潮，中、交两行同时挤兑。这完全由于中、交两行内部早已空虚，市面上偶有风吹草动，便弄得不可收拾。

吴震修

这时担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著名金融学家张嘉璈则认为，这次挤兑事件，事实上是所谓“通缩”，即通货收缩的结果。王绍贤则因在此次事件中的出色表现，引起同业的关注。

二、获吴鼎昌赏识加盟盐行
1925年，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邀请王绍贤加盟，担任盐行北京行副理，据张伯驹说，是“每年给以红利股三万元，作为交际活动费用的包干制副理”。
盐业银行原系张伯驹之父张镇芳于1916年3月26日创立，后因张镇芳参与张勋复辟被捕，吴鼎昌被当政者派至盐行查办复辟案，趁机鸠占鹊巢，出任盐行的总经理。王绍贤是吴鼎昌的亲信。吴鼎昌后来相继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次长，以及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实业部长、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副主任、国民政府文官长，但吴一直通过王绍贤等亲信遥控盐行。张伯驹对吴鼎昌始终耿耿于怀，因此对于王绍贤，在回忆文章里也每有微词。

事实上，吴鼎昌与王绍贤在银行业务方面，都远胜于张镇芳、张伯驹父子。吴鼎昌在1921-1922年间实现了盐业、金城、中南、大陆四家银行联营机制，形成“北四行”的格局。迄至1927年，盐业银行股本总额已经达到750万元，居国内商业银行之首；存款从创立时的463万元，增至4075万元；放款从创立时的402万元，增至4603万元。累计十年利润，高达1582万元。1928年8月，吴鼎昌又斥资120万元在天津法租界水师营路即今赤峰道，建成总部大楼，将盐行总管理处迁至天津，更是令盐行声威大震。
客观地说，吴鼎昌夺取盐行，的确是趁人之危；可是，吴鼎昌以及王绍贤，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里，对张伯驹格外容忍，倍加关照，张伯驹却一边享受这种优越感，一边又不肯领情。
王绍贤刚到盐行，就拉着张伯驹一起与他做事。1931年4月，张学良在北京（北平）设立国民革命军副司令行营，节制东北、华北各省军政。张伯驹《盐业银行与我家》说：
迨至张学良再度进关，王绍贤时常用我出名，请奉系军人政客在妓院吃花酒。在妓院布置请客，多由当时名画家陈半丁出面往来恰办，至于王绍贤在事后搞些什么名堂，我就不清楚了。据我所知，王绍贤为了拉拢三、四方面军团部副官长高纪敏，曾介绍诨号“盖北平”的交际花嫁给他。像这样的事，都是王绍贤作为一个银行家，进行联络的具体事例。这时他曾与原交通部路政司长，后任中东路局中国局长刘景山组织联合办东北贸易公司，由王绍贤以副理地位，曾透支给这个公司四十多万元，作大豆投机生意，这笔借款一直没有收回，成为呆账，以后就不了了之。
张伯驹叙述这些往事的时候，既有其个人情绪，也有作文时的时代影响。王绍贤的所为，不过是当时的通行做法而已。张学良晚年回忆手下的“三、四方面军”，就坦承其军纪很差，说老百姓给他们编了个顺口溜，叫做：“头戴双沿帽，腰挎盒子炮。后脑勺子是护照，妈了巴子是免票”。王绍贤与之打交道，也只能是投其所好。按照后法不治前罪的道理，今日亦大可不必再去揭露鞭挞。

三、王绍贤与陆素娟的恋爱
王绍贤在这一阶段，还做了一件非常著名的事情，就是与“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左右北平花界的第一红人”（丁秉鐩语）陆素娟恋爱。
丁秉鐩描述说：
陆素娟人生得极漂亮，美艳绝伦。身材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。议长瓜子脸，两颗大眼睛，剪水重瞳，秋波荡漾。通鼻梁，樱桃口。皮肤之白、细，尤为罕见，那脸蛋儿，堪称吹弹得破。台上古典美，台下现代美。有一次笔者偕内人到东城帅府园协和礼堂去听音乐会，就在来宾云集、等待入场的时候，陆素娟翩然莅至。薄施脂粉，淡扫峨眉，穿一件青丝绒大衣，更显得皮肤的白皙动人。我们读古书有什么“肤如凝脂，颈似蝤蛴”，算是从她身上得到见证。项戴明珠，手御钻戒，仪态万千，雍容华贵，那种明艳照人，光芒四射，登时在场的中外贵宾，男女老幼，眼光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。陆素娟也感觉到这种被注意的程度，内含骄傲，外带微笑地，用她那一汪水的秋波，环顾大家来作无形的招呼。内人轻不许人，对陆素娟的漂亮，却赞不绝口，迄今犹然。

陆素娟自幼学戏，酷爱梅兰芳艺术，经常票演梅派剧目。丁秉鐩因为对陆素娟过于崇拜，有些叙述难免夸张。丁说：
当时有位盐业银行巨头王绍贤，对她甚为捧场，除每月供应一两万银元作日常开支外，还特拨了一笔演戏专款银元八万元，作为基金。那时一元银元，和一元美金差不多少，这种大手笔，实在令人咋舌。陆素娟演戏为什么用这么多钱呢？她除了作行头、置头面，定制桌围椅幔、大帐守旧以外，每次演出的配角、场面，和后台工作人员，必用梅（兰芳）剧团，这个派头不小，可就费了银子了。
丁秉鐩说王绍贤是盐行“巨头”，事实上王此时仅是盐行北京行副理；王资助陆素娟唱戏是不成问题的，但不至于如丁说的那样过分，因为上面还有吴鼎昌的与北京行经理岳乾斋等人的制约。

四、出任北平国剧学会主任理事
因为陆素娟唱戏且是梅兰芳的追随者，王绍贤也是爱屋及乌，直接出面支持起京剧的活动。
1931年12月21日，北平国剧学会在虎坊桥45号今晋阳饭庄宣布成立，王绍贤出任主任理事，理事有李石曾、冯耿光、周作民、梅兰芳、余叔岩、吴震修、黄秋岳、齐如山、张伯驹、陈亦侯、王孟钟、陈鹤荪、白寿芝、吴延清、段子均、陈半丁、傅芸子等政治、金融、京剧界名流。张伯驹以为，彼时中国银行的两大巨头——前总裁冯耿光与总经理张嘉璈内斗，冯耿光与北洋政府亲近，是梅兰芳最早与最大的经济资助者，在冯氏两次担任中行总裁期间，梅兰芳具有着中行形象代言人的地位。张嘉璈则与国民党交好，1928年10月，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政府成立后，张嘉璈出任中行总经理。张嘉璈掌握大权后，打击中行的冯耿光势力；其办法之一是，通过大捧程砚秋来压低梅兰芳的声望，从而减弱冯氏的社会影响力。而成立北平国剧学会，既是大规模声援梅兰芳，客观上也支持了冯耿光。

自右起：前排，陈墨香，王瑶青，余叔岩，齐如山，红豆馆主，曹心泉，程继仙，程砚秋，焦菊影（即焦菊隐）；后排，焦夫人（林素珊），徐凌霄，周作民，金悔庐，李石曾，梅兰芳，王绍贤。
张伯驹的话不是没有道理，只是真相应比伯驹所云更加扑朔迷离。其一是蒋介石久有觊觎中、交两行之心，志在必得，因此到1935年中行再次改组，连张嘉璈亦被排挤出行；二是冯耿光与张嘉璈彼此间成见甚深，所以容易中国民党的一石二鸟之计；其三，不能忽略吴鼎昌背后操纵的因素。吴是“北四行”的代表人物，不得不防范国民党的侵吞，支持梅兰芳与冯耿光，也等于“北四行”的一种无声的抵制。
在如此错综复杂的背景里，为声援梅兰芳而成立的北平国剧学会，其主要构成人员，竟不是以“梅党”为多数，反而是戏剧性地变成了以“北四行”人员为主力。王绍贤自不用说，张伯驹、陈亦侯、陈鹤荪、白寿芝、段子均都是盐业银行职员。余叔岩之于盐业银行，约略相当于梅兰芳与中行的关系。陈半丁也是帮助盐行做事的。周作民是金城银行总经理，吴延清是金城银行稽核长。王孟钟是中南银行天津行经理。张伯驹说，国剧学会“募得各方捐款五万元做基金”。冯耿光此刻已是有心无力，这五万元当然是来自“北四行”；而“北四行”中应是盐业银行出大头，王绍贤因之位居首席，被选为主任理事。王绍贤动用这样规模的人力财力，若无吴鼎昌的授意，也是做不到的。
王绍贤也用国剧学会支持了陆素娟。笔者怀疑丁秉鐩所说的，王出资八万为陆氏基金，即是与国剧学会的五万，混为一谈。案：五万元在当时，买下东四九条冯耿光那所百十间房的大宅院，尚是富富有余。大约1932年后半，在余叔岩指导下，陆素娟还与张伯驹一起在会贤堂演出了京剧《打渔杀家》，余叔岩亲自前往观剧。这对于陆素娟而言，也算得上是一种殊荣，其中毫无疑问是有王绍贤的面子在内。

五、曾经劝说吴佩孚南下
1931年9月18日，“九一八事变”之后，11月10日，清逊帝溥仪从天津前往东北，次年春出任伪满洲国执政。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即“一二八事变”爆发，中日两国间的局势，大有大战一触即发之势。张伯驹《盐业银行与我家》文谈到，卢沟桥事变前，有一次吴鼎昌来北京，曾经说过一桩事情。伯驹说：
大约在“七七”事变前，吴鼎昌来到北平，岳乾斋请他吃饭，我也在座。这次谈话中，他说他自己为政府办了几件大事。一是他亲自回四川，以同乡关系，拉拢了四川大小军阀，要他们服从中央；二是劝说感动了段祺瑞离开天津南下；三是把曲阜衍圣公孔德成接到南京。所遗憾的是未能早把溥仪控制到手，而被日本人弄走了。至于吴佩孚在华北的地位，现在相当重要，尚有待于办这件事，他回南京后，把吴佩孚的事交由王绍贤继续设法办理。这次宴会，他非常兴奋，喝了大量的绍兴酒，显得十分得意。
段祺瑞南下发生在1933年1月21日。胡晓编著《段祺瑞年谱》记，1月18日，上海各团体忠告段祺瑞、吴佩孚勿受日人利用。19日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受蒋介石委托，持蒋亲笔信到天津段祺瑞。21日，段偕家眷侍从离津南下。

钱永铭与国民党关系甚深，担任过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、浙江省财政厅长，但是，钱氏与段祺瑞并没有更多的交情。上海市档案馆的邢建榕在《非常银行家：民国金融往事》里支持了张伯驹的说法：
当时居住在天津的四行准备库及四行储蓄会主任、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（应为四行储蓄会副会长、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），获悉日本人正在打段祺瑞的主意后，立即致电在上海的密友钱新之（钱永铭），建议由蒋介石出面邀请段祺瑞南下，并由钱新之秘密赴津接洽。
吴鼎昌早期在政治上追随北洋皖系势力，所以由吴在其间斡旋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受吴鼎昌委托，王绍贤负责出面动员直系势力领袖人物之一的吴佩孚南下，可惜王绍贤没有成功。吴佩孚于1939年12月4日病逝于北京，生前未与日方及伪政权合作。1946年，国民政府为吴氏举行了国葬。

六、担任盐行上海行经理
1928年10月10日国民党改组国民政府，蒋介石任主席，定都南京，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，从这时起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，北京都不再承担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职能。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以南京作为政治中心，以上海作为经济和金融中心。中央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等大型银行及外国银行，纷纷在沪大兴土木，兴建总部大楼。盐业银行等“北四行”在开始时是一边观望一边着手布局，他们在苏州河畔建设的四行储蓄会仓库，在1937年的淞沪抗战中，成为国民党军“八百壮士”守卫的阵地，因而闻名中外。

随着中日两国局势的发展，日军在华北地区不断挑衅扩张，吴鼎昌决定把盐业银行的重心南移上海。1933年，吴鼎昌对盐行的人事做了一次较大调整，把总管理处迁至上海，委派王绍贤担任盐行上海行经理。1934年12月1日，以盐行为首的“北四行”储蓄会，在派克路即今黄河路建成上海最高层建筑——四行营业大楼，俗称“廿四楼”。除了部分用于四行办公外，其余部分辟为“国际饭店”对外营业，成为中外政要、富商巨贾、社会名流聚集的场所。国际饭店的落成向社会昭示了“北四行”的实力，盐业银行的存款，从1933年的8269万元，猛增到1934年的9725万元。吴鼎昌则在1935年12月，出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。
现在还不清楚的是，究竟是出于吴鼎昌的总体部署，还是因盐业银行的影响力日益凸显，王绍贤也一度步入到政界。
1935年12月18日，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京成立，宋哲元任委员长，下辖河北、察哈尔两省及北平、天津两市。政务委员会于1936年1月11日设立经济委员会，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，以萧振瀛、王克敏、李思浩为主席委员，王绍贤与钮传善、宁承恩、张振鹭、林世则、杨天受、黄玉、冷家骥、秦德纯、过之翰、曾养丰、沈振荣等同列委员。这就是说，王绍贤也曾担任过公职。但是，冀察政务委员会在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就不复存在了。
王绍贤正在一帆风顺之时，却在上海跌了一大跤。张伯驹回忆，1937年11月，吴鼎昌辞去实业部长，转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，负责在战时经营后方。1939年春，张偕潘素南游，其间赴贵阳与吴鼎昌会面。吴鼎昌叮嘱张伯驹，要张转告盐行代理董事长任凤苞、北京行经理岳乾斋及上海行经理王绍贤，盐行“现在原则上应该保守，不要多做生意，保住已有基础”。张伯驹辞别吴氏后，又到峨眉山、青城山、成都一带游山玩水，拖了一些日子才到达上海。
刚好在这期间，王绍贤动用盐行储备的美元，购进大量美国债券股票和法郎，以及橡胶小麦等物资。结果恰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，市场行情一泻千里，王绍贤的这一笔生意，就把盐行积攒的三百几十万美元全都赔光，而且还欠下了外债。王绍贤又急又恼，大病一场。
王绍贤的失败，在盐行内部引起任凤苞等人的不满；好在吴鼎昌并没有深责王绍贤，而是让王绍贤返回北京，在家休养。王绍贤在北京的家，是位于现今护国寺附近的清末庆亲王府的一部分，后称“振贝子花园”（载振），但应不是王氏购置的房产，而是租住性质。

七、盐行最后的总经理
王绍贤毕竟不甘心失败。他在休养一段时间之后，有可能又担任过盐行北京行的副理，但目前没有确切资料证明这一点。此时盐行北京行经理岳乾斋年老，王绍贤又一次掌握权力。在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，王绍贤趁乱从汪伪政权的银行购进一大笔黄金，发了一笔大财。张伯驹在《盐业银行与我家》文里介绍：
迨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时，日本人在华北经营的一切企业陷于瘫痪状态，物价大落，因为日本正金银行长期无限制使用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，这时须要结算，伪联合准备银行便借机大量收购黄金。汪时璟（汪为华北伪政权经济总署督办兼“联银”总裁）与王绍贤勾结，利用伪联合准备银行大量透支，购进黄金。那时金价折合法币三元三角一两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抢进的黄金达三万两之多。王绍贤、岳乾斋以及北平行中部分职员，当然也分润了若干。这年冬季，岳乾斋病死，由王绍贤任经理。至于剩下的黄金，究竟怎样与伪联合准备银行清算的，我就不清楚了。
张伯驹的回忆，正好说明了盐业银行储备黄金的来历，恐怕这也是本文开始时所谈到的，在全国挤兑黄金潮中，张伯驹可以拿出几百两黄金的原因所在。
最近，我的学生高一丁君在网上发现一份“岳乾斋遗嘱”，明确交代身后财产分配方案，但从中没有发现有伯驹所谓“分润了若干”的痕迹。可惜这份资料，已经被人高价买去。我也只是看到了照片而已，不得窥其全豹。
1946年5月以后，吴鼎昌在南京召集了一次盐业银行董事会，任凤苞、王绍贤、陈亦侯、张伯驹等盐行主要成员参加。在吴鼎昌的安排下，王绍贤出任盐行总经理，张伯驹与刘紫铭则被增补为常务董事。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，盐行先是连同“北四行”一并成立了公私合营联合总管理处，1953年又正式并入公私合营银行北京分行。随着盐业银行成为历史，王绍贤也就成为盐行最后一任总经理。
张伯驹收购《道服赞》与《游春图》，都发生在王绍贤的总经理任期里，王的确具备帮助张伯驹的力量。笔者此前在《北京晚报》曾发表有《从张伯驹事迹略谈现代金融与文化》一文，其中即已指出：
张伯驹虽以“遗少”名世，然其充分利用银行背景，调动盐行资金，将资本运作模式引入到书画收藏市场，这就使得张伯驹不再是一位传统意义的收藏家，而是创造出了一种“新文化”，开中国现代艺术品收藏之先河。
王绍贤自进入盐行以来，大多数时间都掌握着盐行实权。张伯驹从盐行大量透支，收购书画，没有王绍贤的支持，伯驹也是做不到的。笔者这样说，并不是要否认张伯驹的巨大贡献，而是意在包括王绍贤在内，所有曾经为保存中国文化珍宝所做出过贡献者，甚至不论其出于主观或客观，皆应得到其应有之表彰。王绍贤约病殁于1953年，他与陆素娟所生之女王志怡仍然健在，已然八十四岁高龄。

王志怡是梅兰芳入室弟子，著名京剧艺术家，她完成了母亲的夙愿，以毕生精力用于继承和传播梅兰芳艺术，笔者亦藉此向王志怡女士致敬。

2020年3月16~17日北京时疫中